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1%,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凸显服务消费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9月16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中首次提出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以下简称“三新”)试点城市建设,“通过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培育一批新型消费龙头企业,为服务消费注入新活力。
- 试点城市的选择逻辑与标杆实践
“三新”试点城市的评估和选择将是基于消费基础、创新能力和示范效应的综合考量。商务部将优先选择消费基础扎实、示范带动性强、创新能力突出的城市,这一标准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布局中已得到体现。目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东、中、西、东北地区的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格局,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凭借突出的服务消费潜力,一直在通过差异化探索,构建服务消费的样板间。
基础设施完善、消费市场活跃、产业融合条件较好等是试点城市的基本要求和共同特征。以上海为例,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 202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1.79万亿元,其中服务消费不到50%,为“三新”培育提供了广阔空间。上海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的“智能座舱”等应用场景,将汽车消费与智能服务深度融合。从自动驾驶到智能汽车,从智慧航运到未来交管,勾勒出未来出行的无限可能,也进一步验证了消费基础与创新实践的良性互动。
- 制度创新的三维突破: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场景
从未来发展上,试点城市将围绕“三新”主题,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地的服务消费发展路径,形成各具特色的消费新模式和新场景。
以数字化转型构筑智慧消费新场景。拓展数字服务消费是激发服务消费新增量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正在创造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毛新述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消费”正加速推动跨产业融合,以技术引领、数据驱动和场景创新赋能消费升级。例如武汉在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推出的 AI 互动项目,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游客定制个性化旅游攻略,整合酒店、餐饮、交通等要素形成最优线路,实现了文旅消费从标准化向个性化的转变。深圳则将 AI 技术应用于美妆行业,某企业开发的 “多维全息 AI 感官行为研究系统” 通过监测脑电波、眼动等数据,为产品研发提供精准依据,推动化妆品消费向 “科技美学” 升级。这种 “人工智能 + 消费” 的新业态不仅提升了服务效率,更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2025 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20.6%,其中 AI 规划的深度体验线路占比快速提升。
商旅文体融合的消费新模式拓展了服务消费边界。以西安为例,通过“赛事 + 文旅”模式构建起完整的消费生态链。2024 年西安马拉松期间,大唐芙蓉园、西安城墙等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带动周边商圈客流量显著增长,参赛选手凭 “西马票根” 可享受住宿、餐饮、旅游等多重优惠。这种 “赛事流量 — 旅游留量 — 经济增量”的转化机制成效显著,数据显示曲江新区旅游 “回头客”近六成,58.19%的游客,在3年内2次以上来到曲江旅游,赛事经济已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
- 推动入境消费便利化与国际消费培育
对外开放与“三新”建设协同推进。近年来,我国通过免签政策等大力吸引境外人员入境消费。下一步,我国将有序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完善区域性入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外国人来华签证政策和通讯、住宿、支付等便利化措施,为更多符合条件的人员签发5年多次签证。
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关键要提升入境消费的便利化水平,比如完善外币的支付体系,扩大退税商店的覆盖范围,提升退税办理的智能化水平等。以深圳为例,作为新增的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深圳在入境消费便利化方面成效显著。深圳全力推动离境退税商店增量扩容,截至目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超1640 家,且全国首推离境退税“一单一包”便利化模式,退税通关核验时长平均降低70%。全市已设立12个集中退付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境外旅客在不同的商家购买商品后,无须在每个商家都办一次退税,可以到集中退付点一次性办理,购物体验更好。今年前7个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5.84亿元,同比增长2倍,其中“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7504.2万元,同比增长超25倍。深圳加速构建全链条离境退税管理服务体系,持续拉动入境消费力,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一站”,为 “三新” 试点提供了“开放促消费” 的鲜活样本。
- “三新” 试点城市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三新”试点城市建设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适配性不够等挑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加以解决,推动服务消费持续健康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从数据看,重庆一季度乡村消费增速虽快于城镇,但乡村市场零售额仅占全市15.3%,城乡服务消费差距依然明显;中西部城市在 AI 应用、入境消费等领域与东部沿海城市存在代际差,如西安离境退税商店数量不足深圳的3%。这种不平衡可能导致服务消费创新经验的区域适配性降低。未来如何通过对口支援、经验交流等方式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需要国家层面考虑的问题。
创新能力与人才短板制约“三新”深化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导致地方在“AI + 消费”等新业态探索中面临技术瓶颈;中小服务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难以独立完成数字化转型。对此,试点城市要考虑如何加强相关人才培养,鼓励企业创新,借鉴深圳经验,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吸引外资企业入驻,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地企业创新能力,培育服务消费产业的创新基因。
监管政策与新业态适配性不足。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数据隐私问题日益凸显,有消费者反映 AI 工具存在过度推荐、信息泄露等风险;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监管模式面临挑战,如民宿、在线教育等领域的标准缺失问题。作为“三新”试点城市,如何通过建立“沙盒监管”机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允许新业态先行先试,加快完善数字消费、服务贸易等领域的标准体系,明确 AI 应用的数据安全边界等,都是需要边实践边总结的重要创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