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服务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演进的大背景下，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正成为重塑国际经贸格局的关键力量。展望“十五五”，面对数字技术革命和逆全球化双重浪潮叠加的复杂市场环境，“3D”趋势——碎片化（Deglobalization）、绿色化（Decarbonization）与数字化（Digitalization）——相互交织，叠加技术革命引发的服务范式变革、安全合规要求升级及人才竞争加剧，传统贸易枢纽发展路径已然失效，国际规则和市场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新一代的全球数字服务枢纽呼之欲出。
一、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建设，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顺应全球贸易数字化趋势而展开的重要战略布局与实践探索，对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2020年4月，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公布了首批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名单，包括中关村软件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上海浦东软件园、中国（南京）软件谷、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物联网产业园、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厦门软件园、齐鲁软件园、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成都天府软件园。这些基地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区域，标志着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工作正式迈入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为数字贸易发展搭建起关键的承载平台。
为有力推动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我国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到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推进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鼓励企业向数字服务和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 从国家政策层面为基地建设指明方向。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将数字贸易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规划高度。同年，习近平主席在服贸会致辞中指出“我们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重要指引。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其中，并明确提出“依托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国际规制对接、跨境数据流动、数据规范化采集和分级分类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开展压力测试，培育科技、制度双创新的数字贸易集聚区”，为基地建设提供了具体且全面的政策支撑与制度保障。
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各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立足自身区域特色，积极探索，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发展模式。杭州高新区（滨江）着力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体系和数据保护制度，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提供保障，推动数字贸易在安全框架内稳健发展；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持续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与压力测试，积极融入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进程，提升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话语权；上海浦东软件园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沙盒监管”模式，在监管创新方面先行先试，为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合肥高新区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搭建数字服务公共技术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助力企业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成都天府软件园全力打造数字服务创新中心，为企业提供数字贸易出海服务、智改数转公共服务和行业上云用云平台等，全方位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些创新实践极大地提升了基地的服务能力与产业集聚效应，也为全国数字贸易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据悉2025年下半年，我国即将启动新一轮数字贸易示范区的认定和建设工作。不仅是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其他近年来在数字贸易领域具有创新思路、特色模式和显著突破的区域，也都有可能入选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将成为我国培育构建新一代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抓手，助力我国在数字服务出口、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数据流通等领域实现历史性跨越，推动“双循环”战略在高水平开放中释放新动能，最终促使我国在全球数字化服务分工中从“跟随者”逐步迈向“引领者”。
二、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差距与问题
2025年，鼎韬创新性的提出POSITION模型，横向对标全球，全面系统地针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水平进行评估分析，旨在找到差距，发现问题，为下一步数字贸易发展和示范区的建设提供重要指引。
（一）P-环境
在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方面，我国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稳居全球中上游，数字化与便利化表现领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位列第31位，“开办企业”和“获得电力”等指标进步显著；WTO认为中国在《贸易便利化协定》执行上属“高执行水平”，货物通关时间大幅压缩。但深层次问题突出，如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我国“制度透明性”和“司法独立性”得分低，经济学人智库（EIU）提及监管复杂性及外资准入限制拉低评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增加跨国公司合规成本。
从企业诉求来看，集中在政策、服务、会展、流程等维度。一是政策方面，现有政策多延续“千百十工程”时代内容，近十年缺乏“真金白银”支持，地方配套资金减少；部分政策落实难，如“技术先进型企业”认证门槛高，特殊工时制度难落地；二是政策难惠及“纯外包企业”，由于目前各地的奖励政策主要考核的是企业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以规模作为支持奖励的依据。而从实际情况看，大量非专业外包企业，甚至是制造业企业，由于其业务规模大，往往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而“纯外包企业”，即主营业务是服务外包的企业，在规模和数据上很难和这些企业竞争，反而无法获得政策有效的支持。三是服务方面，企业盼政府深化信息、知识产权等服务。如青岛某公司因客户信息不对称、资源有限，希望建信息共享平台；需跨国知识产权指导及海外维权支持；盼协助对接当地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加强海外政治法律风险预警。四是会展方面，境内外展会未达初衷，境外展会针对性弱，“一带一路”沿线会展少；国内展会政府色彩重，缺乏甲方参与，企业参会意愿不足，国家级展会往往靠各地政府组织，企业主动参加有限。
（二）O-开放
在TDS领域衡量开放程度的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及ECIPE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结果显示，中国相关指数处于较高水平，开放度有待提升。OECD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平均为0.23，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为0.35，均远高于美、日、欧等经济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将中国列为数字贸易限制最严格的国家，得分0.7，远超俄罗斯的0.46。
企业在服务业扩大开放方面的核心诉求，普遍反映在跨境数据流动、国际互联网访问等方面亟需制度创新。数据跨境流动是云服务、互联网服务、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企业的强需求，但国内规则缺乏细化指引，企业面临合规操作困惑，且我国未获欧盟GDPR充分性认定，海外客户对中国企业数据处理存警惕，如2024年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敏感数据流向受关注国家。国际互联网访问方面，企业在海外营销中需使用Google、Facebook等平台，却受限于国内管理；海外客户指定的Office365、Zoom等办公工具，及开源工具网站，常因网络监管出现访问慢或无法访问的情况。例如，NTT DATA公司因沟通工具不便，Zoom退出中国后，腾讯会议不被海外认可，沟通困难；诚迈科技因Google、Zoom等工具使用受限，无法承接部分订单；南京某公司办公软件和开源工具平台访问不稳定，影响效率且增加成本，其源代码因境外规定需储存在美国云端，翻墙对运营有影响。此外，电子签名国际互认不足，中国与海外对电子签名的认定方法和标准不同，导致存在法律风险。例如南京对日外包企业反馈，中国电子签名需工信部承认的52家公司认证，无一家境外公司。而日本认可NINJA SIGN和Docusign确认的签名，一旦发生纠纷，企业可能不受中国法律保护，影响外汇和补贴。
（三）S-安全
从全球评价来看，我国网络与数字安全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在全球网络安全相关指数如全球网络安全指数（GCI）、国家网络安全指数（NCSI）和网络安全暴露指数（CEI）中，中国排名均处于40%-50% 区间。GCI最新评估显示，我国在法律维度得分最高，但组织、技术等维度排名落后，如技术维度在193个ITU成员国中排第59位，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不匹配。
企业方面反馈，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高度重视安全，将获得安全领域的认证作为服务采购的先决条件。当前全球涉及安全的企业认证和标准繁多，不同地区和国家有独立体系，增加了企业进入市场的合规难度。
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对企业信用和合规性提出约束，建立A至D四级信用档案库，关联商业合作机会，其合规表现将成为企业跨境服务的核心信用资产。
美国信任服务标准（TSC）与SOC 2审计报告关联，通过规范化控制体系保障数据安全等，获SOC 2报告可满足客户与监管要求，降低运营风险。
德国TÜV数字服务成熟度认证（D-SERVICE）含数字孪生可信度、预测性维护有效性、数据主权保障三维度指标。宝马巴西工厂通过认证后，设备远程运维服务获大众集团订单增长72%，认证企业出口欧盟的工业云服务可豁免本地部署审查。
美国IEEE生成式AI服务标准含伦理审查等三大模块，微软 Azure AI、Google Cloud AI竞标美国国防部AI项目须通过其三级认证，认证企业在新加坡金融科技项目招标中可获额外加分。
新加坡IMDA可信云服务认证（TCS）有服务韧性等技术要求，通过认证的华为云新加坡节点成为东南亚智慧城市项目首选服务商。
澳大利亚数字服务信任框架（STM）纳入用户体验等考核，澳联邦政府要求外包服务合同由STM认证企业承接，西太平洋银行因此更换数字银行服务商。
（四）I-数字基础设施
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已进入全球第一阵营，但仍存在短板。网络基础设施上，物理网络规模领先，但国际互联网出入口带宽仅为美国的18.5%，暴露互联互通短板。算力与数据要素方面，算力规模逼近美国，但智能算力占比、云计算国际份额等不及美国，公共数据开放度不足。数字生态与治理方面，数据产量高但治理成熟度低，在国际数字规则制定、开源生态构建等方面滞后。
稳定通畅的国际互联网环境是承接国际订单的重要保障，在鼎韬的调研中，受访企业普遍表示目前存在带宽限制、网速慢、访问不稳定等问题，严重阻碍国际业务开展。针对这一问题，企业不得不使用专线或VPN与海外客户建立直接联系，但价格较高，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江苏、山东、广东、陕西等地企业均反映国际专线存在不稳定、成本高的问题，常出现卡顿、断线、丢包等情况，多次收到海外客户警告，影响业务持续性。如青岛某公司称国际专线成本高且易丢包，另一青岛企业因专线不稳被客户监测到停电断网；西安某公司也遭遇专线丢包问题。某南京IT服务公司提到，现有国际专线月成本1.5万元但不稳定，若使用满足需求的电信精品网，每月网络费用将高达10万元，因而企业只能维持现状，但网络不稳定已经影响到公司的正常办公效率。
（五）T-人才
国际评价显示，我国数字人才呈现基础开发人员过剩、顶尖人才不足的特征。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23年世界人才报告》中，中国技术就绪指数总排名第24位，数字人才专项排名第18位；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数字人才竞争力位列第36位，在高端人才吸引力和企业数字化成熟度等方面存在短板。
TDS企业在人才方面的核心问题是管理型、专业型和复合型数字化人才持续供给能力不足。历经近二十年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已从操作型转向中高端，涵盖数字运营、数据分析、国际商务等领域，但当前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国内领先的数字人才培训机构中软国际反映，随着数字化技术应用，操作型员工需求下降，企业更关注中高端人才获取。
人才政策支撑不足是关键瓶颈。国家层面缺乏针对TDS中高端人才的支持政策，各地政策多聚焦领军人才、海归人才等，学历要求多为博士以上，而TDS所需的是“实战型”人才，现有政策难以适配。如苏州某公司表示，本科和硕士即可满足需求，无需博士，导致企业面临人才紧缺却无法有效引进的困境。
招聘难、人员不稳定问题突出。广东省35.8%的企业、江苏省38.46%的企业分别面临招聘难和用工难。校招中，大学生就业意愿降低，考研考公人数增加，部分专业毕业生转向其他领域；社招中，TDS企业因薪资竞争力不足，难以与互联网及新兴企业竞争。
企业多通过内训解决人才缺口，但成本较高。新员工入职后通常需3-6个月培训才能产出，如南大富士通的内部培训占总成本的3%，新员工有半年培训期且无实际产出，负担较重。
（六）I-产业
从中国服务业和数字产业的国际地位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服务业增加值达9.1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15.8万亿美元，但占GDP比重仅为53.3%，排名全球第80位左右，不仅低于美国（80.8%）等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55%）等部分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约3.6亿人，全球第一，但其就业占比48.4%，在全球排名第130位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超70%的水平。在全球竞争力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服务市场效率”排名第33位，且中低端服务占比达38%，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30%（麦肯锡研究）。
数字产业方面，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7.1万亿美元（IMF数据），全球排名第二，占GDP比重42%，年增长率连续5年超12%（中国信通院），显著高于全球6.8%的平均增速。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表现突出，交易额和用户规模均居全球前列，阿里云、腾讯云等跻身全球云计算前十。不过，在IMD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2023）中，中国位列第17位，“技术研发转化率”仅排第28位，存在明显短板。
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服务外包2023年规模达2849亿美元，超过印度的2260亿美元，但科尔尼全球离岸服务目的地指数仍位居印度之后。在服务贸易领域，根据WTO最新数据，中国2024年服务贸易总规模为10564.57 亿美元，全球第二，出口规模4458.92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五。数字贸易领域，根据鼎韬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数字贸易2024年规模7658.98亿美元，全球第四，其中数字订购贸易领域，2024年中国以3801.34亿美元的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当前，中国TDS产业的核心问题在于贸易转化率过低。服务贸易的贸易贡献度为10.14%，仅为全球水平（24.96%）的40.63%；GDP的服务出口转化率2.13%，是全球水平（7.5%）的28.4%；服务业的贸易转化率3.9%，仅为全球水平（11.6%）的33.65%。同时，服务贸易增速落后服务业增速1.4个百分点。如果中国服务贸易能够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理论规模将超过美国。以2023年为基准测算，服务贸易转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将增加约976.68亿美元；如果中国服务的贸易转化率达到全球水平，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将达1.13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第一。
（七）O-市场
国际市场环境持续恶化是当前TDS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受中美经贸摩擦及“友岸外包”策略等影响，传统欧美市场对中国TDS企业的需求减少，出现客户终止、减少或转移订单，以及限制在中国交付等情况。同时，外商服务业投资趋缓，2024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27.1%，跨国企业采取“中国+1”策略，如IBM中国关停投资公司，谷歌、微软、甲骨文等收缩在华业务，将研发重心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地。
当前我国TDS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方面存在“出不去”“不愿出”和“不便利”的问题。
一是“出不去”主要体现为国际市场拓展渠道少、难度大。企业海外拓展面临渠道匮乏、投入高、经验不足等问题，除少数综合性会展平台外，专业性峰会参与少，广告投放成本高，中小企业尤为缺乏展示与对接平台，41.35%的企业认为海外开拓是核心难题。企业自建海外团队投入大、效果不确定，国内人员外派难度高。尽管部分企业具备技术与价格优势及出海意愿，但受限于渠道、经验，在法律流程、融资等问题上缺乏解决资源。
二是“不愿出”源于市场差异和国际风险。国际政治形势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企业限制打压，如中美、中印经贸摩擦中禁用中国软件等。多数企业面临准入审查等政策限制，对国际市场信息、风险规避需求强烈。法律、文化差异及知识产权纠纷进一步削弱出海积极性，如西安某公司因不了解国外知识产权规则导致经营损失，企业希望获得全流程风险支持。鉴于风险加剧，国内诸多服务贸易企业将市场从国际转向市场。
三是“不便利”体现在阻碍跨境服务的壁垒仍然存在，主要集中在人员流动、资本流动和数据流动三方面。人员流动方面，虽有便利政策，但申请流程长、手续繁琐，外籍人士职业资质国内不认可等问题仍存。外汇管理上，企业普遍反馈结汇流程慢、限制多，资金出入境复杂耗时，集团内非贸易款项流动受限，FTA账户普及度低，如青岛某企业反映众包业务跨境付款不便，5万美元以上外汇收入需线下提交大量材料，电子发票使用还受信用额度限制。海外投资则面临注册流程繁琐的问题，如西安某IT服务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时，被要求提交与业务无关的生产安全、环评等材料，且需经发改、商务、外管三部门备案，审批耗时数月至一年。
（八）N-企业
鼎韬基于全球TDS产业发展路径和企业研究，将TDS企业的转型升级分为成本领先、规模制胜、专业聚焦、价值驱动、创新为王五个阶段。欧美服务商处于价值驱动和创新为王阶段，如IBM持续创新引领市场；印度服务商处于价值驱动阶段，Infosys凭借全球交付模式提升效率。中国TDS企业多停留在成本领先、规模制胜或专业聚焦阶段，依赖低价和工程师红利，与欧美、印度主流企业有差距。
中外龙头企业的差距具体体现在多方面：营业收入上，2024年埃森哲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IT服务厂商，营收约4622亿元人民币，TCS营收约2072亿元人民币，而国内IT外包企业中软国际营业收入170亿元人民币，软通动力313亿元人民币，东软集团116亿元人民币，博彦科技69亿元人民币，与海外龙头企业营收规模相比有十倍以上的差距。人员规模上，埃森哲超67万人，TCS达39.5万人，国内中软国际刚超7万人，差一个数量级； 人均创收方面，2024年埃森哲、Cognizant、Infosys等海外龙头企业公司人均创收均在4~9万美元，中软国际、软通动力、博彦科技等约在3~10万美元，人均创收能力明显提升，与国外服务外包企业水平相当。
中国TDS企业面临诸多挑战：数字化转型成本高、创新难，59.5%的企业表示数字化转型投入成本高，36.22%提出技术创新难，超50%希望获得更多政策扶持。融资方面，46.03%的企业面临融资难题，海外订单的平均付款账期已经从30天延长至90天，国内平均达6个月左右，而TDS企业的人工成本占比约60%且需按月支付，导致流动资金压力剧增，加之缺乏抵押物，企业难以从银行获贷。服贸基金及地方引导基金对中小型TDS企业支持有限，资本市场也缺乏热情，近十年仅软通动力、京北方、凌志软件等少数企业上市，部分龙头企业不得不考虑建立企业自身主导的投资基金，采用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整合资源，加速企业发展。
三、数字贸易示范区升级成为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八大关键突破
（一）优化产业营商环境“平台化”与“无纸化”双驱动
在全球数字服务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是打造新一代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关键。立足《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简化审批流程、规范透明监管等核心目标，围绕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中的“数字政府服务效率”“跨境贸易便利性”和“市场开放兼容性”等评价维度，聚焦TDS领域的特殊性，构建以“Platform（政务平台化）—Paperless（贸易无纸化）”为双驱动的TDS行业营商环境优化框架：
一、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建设，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顺应全球贸易数字化趋势而展开的重要战略布局与实践探索，对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2020年4月，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公布了首批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名单，包括中关村软件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上海浦东软件园、中国（南京）软件谷、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物联网产业园、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厦门软件园、齐鲁软件园、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成都天府软件园。这些基地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区域，标志着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工作正式迈入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为数字贸易发展搭建起关键的承载平台。
为有力推动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我国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到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推进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鼓励企业向数字服务和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 从国家政策层面为基地建设指明方向。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将数字贸易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规划高度。同年，习近平主席在服贸会致辞中指出“我们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重要指引。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其中，并明确提出“依托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国际规制对接、跨境数据流动、数据规范化采集和分级分类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开展压力测试，培育科技、制度双创新的数字贸易集聚区”，为基地建设提供了具体且全面的政策支撑与制度保障。
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各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立足自身区域特色，积极探索，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发展模式。杭州高新区（滨江）着力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体系和数据保护制度，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提供保障，推动数字贸易在安全框架内稳健发展；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持续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与压力测试，积极融入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进程，提升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话语权；上海浦东软件园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沙盒监管”模式，在监管创新方面先行先试，为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合肥高新区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搭建数字服务公共技术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助力企业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成都天府软件园全力打造数字服务创新中心，为企业提供数字贸易出海服务、智改数转公共服务和行业上云用云平台等，全方位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些创新实践极大地提升了基地的服务能力与产业集聚效应，也为全国数字贸易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据悉2025年下半年，我国即将启动新一轮数字贸易示范区的认定和建设工作。不仅是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其他近年来在数字贸易领域具有创新思路、特色模式和显著突破的区域，也都有可能入选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将成为我国培育构建新一代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抓手，助力我国在数字服务出口、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数据流通等领域实现历史性跨越，推动“双循环”战略在高水平开放中释放新动能，最终促使我国在全球数字化服务分工中从“跟随者”逐步迈向“引领者”。
二、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差距与问题
2025年，鼎韬创新性的提出POSITION模型，横向对标全球，全面系统地针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水平进行评估分析，旨在找到差距，发现问题，为下一步数字贸易发展和示范区的建设提供重要指引。
（一）P-环境
在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方面，我国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稳居全球中上游，数字化与便利化表现领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位列第31位，“开办企业”和“获得电力”等指标进步显著；WTO认为中国在《贸易便利化协定》执行上属“高执行水平”，货物通关时间大幅压缩。但深层次问题突出，如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我国“制度透明性”和“司法独立性”得分低，经济学人智库（EIU）提及监管复杂性及外资准入限制拉低评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增加跨国公司合规成本。
从企业诉求来看，集中在政策、服务、会展、流程等维度。一是政策方面，现有政策多延续“千百十工程”时代内容，近十年缺乏“真金白银”支持，地方配套资金减少；部分政策落实难，如“技术先进型企业”认证门槛高，特殊工时制度难落地；二是政策难惠及“纯外包企业”，由于目前各地的奖励政策主要考核的是企业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以规模作为支持奖励的依据。而从实际情况看，大量非专业外包企业，甚至是制造业企业，由于其业务规模大，往往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而“纯外包企业”，即主营业务是服务外包的企业，在规模和数据上很难和这些企业竞争，反而无法获得政策有效的支持。三是服务方面，企业盼政府深化信息、知识产权等服务。如青岛某公司因客户信息不对称、资源有限，希望建信息共享平台；需跨国知识产权指导及海外维权支持；盼协助对接当地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加强海外政治法律风险预警。四是会展方面，境内外展会未达初衷，境外展会针对性弱，“一带一路”沿线会展少；国内展会政府色彩重，缺乏甲方参与，企业参会意愿不足，国家级展会往往靠各地政府组织，企业主动参加有限。
（二）O-开放
在TDS领域衡量开放程度的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及ECIPE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结果显示，中国相关指数处于较高水平，开放度有待提升。OECD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平均为0.23，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为0.35，均远高于美、日、欧等经济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将中国列为数字贸易限制最严格的国家，得分0.7，远超俄罗斯的0.46。
企业在服务业扩大开放方面的核心诉求，普遍反映在跨境数据流动、国际互联网访问等方面亟需制度创新。数据跨境流动是云服务、互联网服务、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企业的强需求，但国内规则缺乏细化指引，企业面临合规操作困惑，且我国未获欧盟GDPR充分性认定，海外客户对中国企业数据处理存警惕，如2024年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敏感数据流向受关注国家。国际互联网访问方面，企业在海外营销中需使用Google、Facebook等平台，却受限于国内管理；海外客户指定的Office365、Zoom等办公工具，及开源工具网站，常因网络监管出现访问慢或无法访问的情况。例如，NTT DATA公司因沟通工具不便，Zoom退出中国后，腾讯会议不被海外认可，沟通困难；诚迈科技因Google、Zoom等工具使用受限，无法承接部分订单；南京某公司办公软件和开源工具平台访问不稳定，影响效率且增加成本，其源代码因境外规定需储存在美国云端，翻墙对运营有影响。此外，电子签名国际互认不足，中国与海外对电子签名的认定方法和标准不同，导致存在法律风险。例如南京对日外包企业反馈，中国电子签名需工信部承认的52家公司认证，无一家境外公司。而日本认可NINJA SIGN和Docusign确认的签名，一旦发生纠纷，企业可能不受中国法律保护，影响外汇和补贴。
（三）S-安全
从全球评价来看，我国网络与数字安全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在全球网络安全相关指数如全球网络安全指数（GCI）、国家网络安全指数（NCSI）和网络安全暴露指数（CEI）中，中国排名均处于40%-50% 区间。GCI最新评估显示，我国在法律维度得分最高，但组织、技术等维度排名落后，如技术维度在193个ITU成员国中排第59位，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不匹配。
企业方面反馈，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高度重视安全，将获得安全领域的认证作为服务采购的先决条件。当前全球涉及安全的企业认证和标准繁多，不同地区和国家有独立体系，增加了企业进入市场的合规难度。
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对企业信用和合规性提出约束，建立A至D四级信用档案库，关联商业合作机会，其合规表现将成为企业跨境服务的核心信用资产。
美国信任服务标准（TSC）与SOC 2审计报告关联，通过规范化控制体系保障数据安全等，获SOC 2报告可满足客户与监管要求，降低运营风险。
德国TÜV数字服务成熟度认证（D-SERVICE）含数字孪生可信度、预测性维护有效性、数据主权保障三维度指标。宝马巴西工厂通过认证后，设备远程运维服务获大众集团订单增长72%，认证企业出口欧盟的工业云服务可豁免本地部署审查。
美国IEEE生成式AI服务标准含伦理审查等三大模块，微软 Azure AI、Google Cloud AI竞标美国国防部AI项目须通过其三级认证，认证企业在新加坡金融科技项目招标中可获额外加分。
新加坡IMDA可信云服务认证（TCS）有服务韧性等技术要求，通过认证的华为云新加坡节点成为东南亚智慧城市项目首选服务商。
澳大利亚数字服务信任框架（STM）纳入用户体验等考核，澳联邦政府要求外包服务合同由STM认证企业承接，西太平洋银行因此更换数字银行服务商。
（四）I-数字基础设施
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已进入全球第一阵营，但仍存在短板。网络基础设施上，物理网络规模领先，但国际互联网出入口带宽仅为美国的18.5%，暴露互联互通短板。算力与数据要素方面，算力规模逼近美国，但智能算力占比、云计算国际份额等不及美国，公共数据开放度不足。数字生态与治理方面，数据产量高但治理成熟度低，在国际数字规则制定、开源生态构建等方面滞后。
稳定通畅的国际互联网环境是承接国际订单的重要保障，在鼎韬的调研中，受访企业普遍表示目前存在带宽限制、网速慢、访问不稳定等问题，严重阻碍国际业务开展。针对这一问题，企业不得不使用专线或VPN与海外客户建立直接联系，但价格较高，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江苏、山东、广东、陕西等地企业均反映国际专线存在不稳定、成本高的问题，常出现卡顿、断线、丢包等情况，多次收到海外客户警告，影响业务持续性。如青岛某公司称国际专线成本高且易丢包，另一青岛企业因专线不稳被客户监测到停电断网；西安某公司也遭遇专线丢包问题。某南京IT服务公司提到，现有国际专线月成本1.5万元但不稳定，若使用满足需求的电信精品网，每月网络费用将高达10万元，因而企业只能维持现状，但网络不稳定已经影响到公司的正常办公效率。
（五）T-人才
国际评价显示，我国数字人才呈现基础开发人员过剩、顶尖人才不足的特征。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23年世界人才报告》中，中国技术就绪指数总排名第24位，数字人才专项排名第18位；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数字人才竞争力位列第36位，在高端人才吸引力和企业数字化成熟度等方面存在短板。
TDS企业在人才方面的核心问题是管理型、专业型和复合型数字化人才持续供给能力不足。历经近二十年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已从操作型转向中高端，涵盖数字运营、数据分析、国际商务等领域，但当前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国内领先的数字人才培训机构中软国际反映，随着数字化技术应用，操作型员工需求下降，企业更关注中高端人才获取。
人才政策支撑不足是关键瓶颈。国家层面缺乏针对TDS中高端人才的支持政策，各地政策多聚焦领军人才、海归人才等，学历要求多为博士以上，而TDS所需的是“实战型”人才，现有政策难以适配。如苏州某公司表示，本科和硕士即可满足需求，无需博士，导致企业面临人才紧缺却无法有效引进的困境。
招聘难、人员不稳定问题突出。广东省35.8%的企业、江苏省38.46%的企业分别面临招聘难和用工难。校招中，大学生就业意愿降低，考研考公人数增加，部分专业毕业生转向其他领域；社招中，TDS企业因薪资竞争力不足，难以与互联网及新兴企业竞争。
企业多通过内训解决人才缺口，但成本较高。新员工入职后通常需3-6个月培训才能产出，如南大富士通的内部培训占总成本的3%，新员工有半年培训期且无实际产出，负担较重。
（六）I-产业
从中国服务业和数字产业的国际地位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服务业增加值达9.1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15.8万亿美元，但占GDP比重仅为53.3%，排名全球第80位左右，不仅低于美国（80.8%）等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55%）等部分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约3.6亿人，全球第一，但其就业占比48.4%，在全球排名第130位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超70%的水平。在全球竞争力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服务市场效率”排名第33位，且中低端服务占比达38%，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30%（麦肯锡研究）。
数字产业方面，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7.1万亿美元（IMF数据），全球排名第二，占GDP比重42%，年增长率连续5年超12%（中国信通院），显著高于全球6.8%的平均增速。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表现突出，交易额和用户规模均居全球前列，阿里云、腾讯云等跻身全球云计算前十。不过，在IMD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2023）中，中国位列第17位，“技术研发转化率”仅排第28位，存在明显短板。
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服务外包2023年规模达2849亿美元，超过印度的2260亿美元，但科尔尼全球离岸服务目的地指数仍位居印度之后。在服务贸易领域，根据WTO最新数据，中国2024年服务贸易总规模为10564.57 亿美元，全球第二，出口规模4458.92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五。数字贸易领域，根据鼎韬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数字贸易2024年规模7658.98亿美元，全球第四，其中数字订购贸易领域，2024年中国以3801.34亿美元的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当前，中国TDS产业的核心问题在于贸易转化率过低。服务贸易的贸易贡献度为10.14%，仅为全球水平（24.96%）的40.63%；GDP的服务出口转化率2.13%，是全球水平（7.5%）的28.4%；服务业的贸易转化率3.9%，仅为全球水平（11.6%）的33.65%。同时，服务贸易增速落后服务业增速1.4个百分点。如果中国服务贸易能够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理论规模将超过美国。以2023年为基准测算，服务贸易转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将增加约976.68亿美元；如果中国服务的贸易转化率达到全球水平，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将达1.13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第一。
（七）O-市场
国际市场环境持续恶化是当前TDS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受中美经贸摩擦及“友岸外包”策略等影响，传统欧美市场对中国TDS企业的需求减少，出现客户终止、减少或转移订单，以及限制在中国交付等情况。同时，外商服务业投资趋缓，2024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27.1%，跨国企业采取“中国+1”策略，如IBM中国关停投资公司，谷歌、微软、甲骨文等收缩在华业务，将研发重心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地。
当前我国TDS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方面存在“出不去”“不愿出”和“不便利”的问题。
一是“出不去”主要体现为国际市场拓展渠道少、难度大。企业海外拓展面临渠道匮乏、投入高、经验不足等问题，除少数综合性会展平台外，专业性峰会参与少，广告投放成本高，中小企业尤为缺乏展示与对接平台，41.35%的企业认为海外开拓是核心难题。企业自建海外团队投入大、效果不确定，国内人员外派难度高。尽管部分企业具备技术与价格优势及出海意愿，但受限于渠道、经验，在法律流程、融资等问题上缺乏解决资源。
二是“不愿出”源于市场差异和国际风险。国际政治形势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企业限制打压，如中美、中印经贸摩擦中禁用中国软件等。多数企业面临准入审查等政策限制，对国际市场信息、风险规避需求强烈。法律、文化差异及知识产权纠纷进一步削弱出海积极性，如西安某公司因不了解国外知识产权规则导致经营损失，企业希望获得全流程风险支持。鉴于风险加剧，国内诸多服务贸易企业将市场从国际转向市场。
三是“不便利”体现在阻碍跨境服务的壁垒仍然存在，主要集中在人员流动、资本流动和数据流动三方面。人员流动方面，虽有便利政策，但申请流程长、手续繁琐，外籍人士职业资质国内不认可等问题仍存。外汇管理上，企业普遍反馈结汇流程慢、限制多，资金出入境复杂耗时，集团内非贸易款项流动受限，FTA账户普及度低，如青岛某企业反映众包业务跨境付款不便，5万美元以上外汇收入需线下提交大量材料，电子发票使用还受信用额度限制。海外投资则面临注册流程繁琐的问题，如西安某IT服务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时，被要求提交与业务无关的生产安全、环评等材料，且需经发改、商务、外管三部门备案，审批耗时数月至一年。
（八）N-企业
鼎韬基于全球TDS产业发展路径和企业研究，将TDS企业的转型升级分为成本领先、规模制胜、专业聚焦、价值驱动、创新为王五个阶段。欧美服务商处于价值驱动和创新为王阶段，如IBM持续创新引领市场；印度服务商处于价值驱动阶段，Infosys凭借全球交付模式提升效率。中国TDS企业多停留在成本领先、规模制胜或专业聚焦阶段，依赖低价和工程师红利，与欧美、印度主流企业有差距。
中外龙头企业的差距具体体现在多方面：营业收入上，2024年埃森哲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IT服务厂商，营收约4622亿元人民币，TCS营收约2072亿元人民币，而国内IT外包企业中软国际营业收入170亿元人民币，软通动力313亿元人民币，东软集团116亿元人民币，博彦科技69亿元人民币，与海外龙头企业营收规模相比有十倍以上的差距。人员规模上，埃森哲超67万人，TCS达39.5万人，国内中软国际刚超7万人，差一个数量级； 人均创收方面，2024年埃森哲、Cognizant、Infosys等海外龙头企业公司人均创收均在4~9万美元，中软国际、软通动力、博彦科技等约在3~10万美元，人均创收能力明显提升，与国外服务外包企业水平相当。
中国TDS企业面临诸多挑战：数字化转型成本高、创新难，59.5%的企业表示数字化转型投入成本高，36.22%提出技术创新难，超50%希望获得更多政策扶持。融资方面，46.03%的企业面临融资难题，海外订单的平均付款账期已经从30天延长至90天，国内平均达6个月左右，而TDS企业的人工成本占比约60%且需按月支付，导致流动资金压力剧增，加之缺乏抵押物，企业难以从银行获贷。服贸基金及地方引导基金对中小型TDS企业支持有限，资本市场也缺乏热情，近十年仅软通动力、京北方、凌志软件等少数企业上市，部分龙头企业不得不考虑建立企业自身主导的投资基金，采用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整合资源，加速企业发展。
三、数字贸易示范区升级成为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八大关键突破
（一）优化产业营商环境“平台化”与“无纸化”双驱动
在全球数字服务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是打造新一代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关键。立足《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简化审批流程、规范透明监管等核心目标，围绕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中的“数字政府服务效率”“跨境贸易便利性”和“市场开放兼容性”等评价维度，聚焦TDS领域的特殊性，构建以“Platform（政务平台化）—Paperless（贸易无纸化）”为双驱动的TDS行业营商环境优化框架：
- Platform（公共服务平台化）
以统一数字化政务平台为核心，整合数字贸易产业链涉及的行政审批、政策服务、跨境数据流动申报等职能，实现全流程线上化、智能化和协同化。
- Paperless（贸易无纸化）
构建覆盖合同签署、通关报关、知识产权登记等全环节的电子化流程，推进跨境贸易单证标准化和互认机制，消除纸质文件依赖。
（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降低贸易限制指数
以全面降低贸易限制指数为目标，聚焦我国在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The OECD Digital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以及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igita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各项指标中的开放短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和推动实现制度突破，示范和引领全国及全行业实现数字贸易领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降低贸易限制指数
以全面降低贸易限制指数为目标，聚焦我国在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The OECD Digital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以及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igita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各项指标中的开放短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和推动实现制度突破，示范和引领全国及全行业实现数字贸易领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 解决STRI（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核心问题：外资准入、自然人流动与监管透明度
对标国际规则的市场准入改革，动态调整负面清单，如取消外资股比限制的行业扩展至数字内容服务（如云平台）、数据挖掘与分析服务；试点放宽医疗、教育、金融等敏感服务领域的外资准入；针对网络安全、测绘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建立“例外清单”，其余领域默认开放。通过“数字技术人才签证（Digital Talent Visa）”“国际技术服务人才执业资质”“优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负面清单”等优化自然人移动制度。持续提升监管透明度与公平性。
- 降低DSTRI（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破解数据流动与本地化桎梏
立足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积极试点和推动建立“白名单+负面清单”双轨机制，试点“离岸数据沙盒”建设“数据通关特区”等举措持续推动安全有序便捷的数据跨境流动。互认欧盟GDPR等标准，探索制定地方版的“GDPR”。有条件的示范区可以联合东盟、上合、金砖等周边国家制定跨境数据流动互认标准，推动电子签名国际互认，在区域范围内积极推动国际规则互认。进一步优化示范区内的数字基础设施互联，支持企业通过VPN（需备案）定向访问GitHub、Google Workspace等境外工具。有条件的示范区可以申请试点“数字离岸服务区”——允许外资企业无差别访问国际互联网工具（如Slack、Zoom），部署离岸数据中心免于国内内容审查。以及建设“离岸算力枢纽”，在全球航运节点（如新加坡、鹿特丹）部署边缘计算中心，降低跨境服务时延至50ms以内。
- 突破DTRI（数字贸易限制指数）瓶颈：消除隐性壁垒与歧视性政策
一是重构数字贸易标准体系，制定《数字服务合规指南》，建立“数字原产地认证”。二是化解国际合规风险，加强信保合作将海外合规纳入信用保险范畴，推广“数字自贸协定”模板。三是推动本土化替代与国际兼容并进，发展“开源替代生态”，启动“数字工具包援外计划”。
（三）推动中国“可信服务安全认证”（TSSC）重塑离岸服务的安全内核
安全已成为全球服务采购的前置条件，成为新一代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条件之一就是形成以安全为主题的“技术+合规+文化”三维重构。为应对全球化合规浪潮与安全前置的市场变化，示范区应率先探索推动中国的服务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设和认证工作，鼎韬称之为“可信服务安全认证”（Trusted Service Security Certification）即TSSC认证。
相比CMMI等传统资质认证更聚焦于服务流程的成熟度，TSSC认证则更强调跨境合规与服务安全。通过系统化的合规框架和严格的审计机制，帮助服务企业消除欧美企业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业务连续性等方面的顾虑。通过获得TSSC认证，企业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合规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还能够赢得更多高价值项目的合作机会，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四）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可信交付空间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面对日趋碎片化的全球市场，推动离岸服务发展面临着技术、合规、信任、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困扰。为满足行业和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全新需求，就要求示范区以“安全可信”为核心升级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服务全生命周期构建可信闭环。
（三）推动中国“可信服务安全认证”（TSSC）重塑离岸服务的安全内核
安全已成为全球服务采购的前置条件，成为新一代全球数字服务枢纽的条件之一就是形成以安全为主题的“技术+合规+文化”三维重构。为应对全球化合规浪潮与安全前置的市场变化，示范区应率先探索推动中国的服务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设和认证工作，鼎韬称之为“可信服务安全认证”（Trusted Service Security Certification）即TSSC认证。
相比CMMI等传统资质认证更聚焦于服务流程的成熟度，TSSC认证则更强调跨境合规与服务安全。通过系统化的合规框架和严格的审计机制，帮助服务企业消除欧美企业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业务连续性等方面的顾虑。通过获得TSSC认证，企业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合规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还能够赢得更多高价值项目的合作机会，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四）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可信交付空间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面对日趋碎片化的全球市场，推动离岸服务发展面临着技术、合规、信任、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困扰。为满足行业和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全新需求，就要求示范区以“安全可信”为核心升级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服务全生命周期构建可信闭环。
- 从数据到服务的拓展：构建全域可信框架
在原有数据安全技术基础上，叠加零信任架构（ZTA）和服务链路追踪技术，实现从数据存储到服务交付的全流程可信。对服务交付涉及的第三方组件、开发者身份、运维工具链进行可信认证，引入数字护照（Digital Passport）机制，确保外包服务的每个环节可溯源。
- 全球化合规适配：动态弹性体系
建立规则引擎动态适配各国的数据主权要求，支持数据语义分级（如脱敏、本地化存储、受限流转），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触发合规操作。针对高敏感业务（如金融、医疗外包），构建跨境沙箱环境，支持跨国企业在隔离区域内完成开发测试。
- 生态协同：标准驱动与开源共建
联合ISO、ITU等组织，制定覆盖数据与服务跨域流动的互操作标准，推动可信交付国际标准。建立企业动态信用评分体系，形成良性市场循环。贡献开源工具链，帮助企业降本增效，鼓励服务提供商与客户共建跨行业解决方案。
- 关键场景验证：标杆案例驱动
在优势领域内打造标杆示范案例，如在软件服务行业内打造交付可信链，通过智能合约自动验证代码完整性，结合TEE确保交付前的安全测试环境。在跨境工业数据分析领域将设计数据托管至可信空间，数据分析结果可输出但原始数据始终加密留存。
（五）构建全球人才磁极，完善数字人才生态系统
人才已经取代成本成为吸引全球服务业投资和服务采购的核心要素，也是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示范区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各地人才争夺日益激烈，单纯依靠激励政策的“人才收割”策略边际效益递减，需转向建设“人才磁极型创新生态系统”。一是建立数字贸易产业人才图谱。人才供应链重置是周期性和迭代性的，正确识别所需技能和实现这些技能的战略的示范区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的经济利益。二是通过提供培训缩小技能差距。深化产教融合，强化职业培训，支持企业内训，建设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全面夯实数字人才底座。三是补充人才新鲜血液。开拓多个渠道，推动人才引进。发挥示范区优势，推动人才相关资质互认与签证便利化，吸引国际人才回流与引进等。四是创建新的交付模式以利用人才供应。加强政策创新，鼓励离岸内包、兼职众包等新模式，抢占数字游民经济高地，打造“数字飞地”人才特区，为退休人员创造咨询角色，建设“数字经济人才共享平台”，推动人才柔性流动机制等，将成为人才供应链成功的关键。
（六）聚焦“反向输出”模式，推动中国服务国际化
当前，数字贸易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正从传统的离岸外包模式向“反向输出”模式转变。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将国内成熟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输出到海外市场，提升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以华为云为例，其通过在国内市场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经验。通过“经验封装”，华为云将这些经验转化为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模块，并通过生态共建，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数字服务生态系统。各示范区应联合本地龙头企业，通过构建"技术+场景"反向输出生态体系，创新“链主+雁阵”的出海模式，打造“解决方案+成功案例”全球推广矩阵的“三步走”战略，全面推动垂直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出口，提升中国服务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在全球数字服务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七）从“中国服务”到“服务中国”，构建全球服务双向枢纽
在全球服务供应链中，甲方作为采购方，相对于乙方，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全球服务最大的发包方，不仅通过市场力量控制供需链，更将这一优势转化为标准制定权（云计算、AI专利）、规则话语权（CMMI、Gartner评级体系）和产业生态掌控力（从咨询机构到合规审查的全链条影响力）三位一体的产业体系，位于全球服务供应链的顶端，从而构建起在服务领域的全球统治地位。在中国经济发展“双循环”的背景下，上海进博会的召开充分反映出以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升级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全新战略取向。中国完全可以利用日趋增长的中国本土服务采购市场，从“承接服务订单的乙方”转向“定义需求规则的甲方”，构建起“以中国市场驱动行业增长”的全新发展路径。通过中国服务的全球采购建立中国自身的服务商选择标准，企业信用标准，服务交付标准等标准体系，并通过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包推广到全球，以争夺全球产业的话语权，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行业主导地位。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各示范区无疑将担任起重要先锋作用，立足本地优势产业和出口资源，为构建全球服务双向枢纽贡献创新“样板间”。
（八）破局逆全球化与数智革命的双重挑战——“四图联动”推动企业7T应对战略落地
企业是产业的微观主体和发展动力，也是示范区建设和发展体系的核心。面对逆全球化与数字革命的双重挑战，鼎韬建议企业全面实施7T战略，具体包括横向拓展、纵向深耕、数字融合、人才迭代、全球共链、全球品牌和客户体验，从成本优势向品牌溢价、从流程合规向体验引领、从单一能力向生态霸权转变。基于企业7T战略的跨维度特性，政府需突破碎片化扶持模式，构建更具统合性与战略性的支持框架。鼎韬建议示范区通过打造“产业引力地图”“企业跃迁地图”“价值共鸣地图”“标准主权地图”四大核心工具，形成覆盖空间布局-主体强化-市场链接-规则主导的全生命周期培育机制。“四图联动”不仅是政策工具的创新，更是全球产业竞争规则的重新定义。其本质是通过战略资源联动梯度布局-标杆企业级差化培育-市场需求反向牵引-技术标准全域渗透，构建一个自增强、抗冲击的系统性增长引擎，是下一轮我国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和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要素。
（五）构建全球人才磁极，完善数字人才生态系统
人才已经取代成本成为吸引全球服务业投资和服务采购的核心要素，也是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示范区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各地人才争夺日益激烈，单纯依靠激励政策的“人才收割”策略边际效益递减，需转向建设“人才磁极型创新生态系统”。一是建立数字贸易产业人才图谱。人才供应链重置是周期性和迭代性的，正确识别所需技能和实现这些技能的战略的示范区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的经济利益。二是通过提供培训缩小技能差距。深化产教融合，强化职业培训，支持企业内训，建设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全面夯实数字人才底座。三是补充人才新鲜血液。开拓多个渠道，推动人才引进。发挥示范区优势，推动人才相关资质互认与签证便利化，吸引国际人才回流与引进等。四是创建新的交付模式以利用人才供应。加强政策创新，鼓励离岸内包、兼职众包等新模式，抢占数字游民经济高地，打造“数字飞地”人才特区，为退休人员创造咨询角色，建设“数字经济人才共享平台”，推动人才柔性流动机制等，将成为人才供应链成功的关键。
（六）聚焦“反向输出”模式，推动中国服务国际化
当前，数字贸易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正从传统的离岸外包模式向“反向输出”模式转变。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将国内成熟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输出到海外市场，提升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以华为云为例，其通过在国内市场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经验。通过“经验封装”，华为云将这些经验转化为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模块，并通过生态共建，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数字服务生态系统。各示范区应联合本地龙头企业，通过构建"技术+场景"反向输出生态体系，创新“链主+雁阵”的出海模式，打造“解决方案+成功案例”全球推广矩阵的“三步走”战略，全面推动垂直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出口，提升中国服务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在全球数字服务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七）从“中国服务”到“服务中国”，构建全球服务双向枢纽
在全球服务供应链中，甲方作为采购方，相对于乙方，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全球服务最大的发包方，不仅通过市场力量控制供需链，更将这一优势转化为标准制定权（云计算、AI专利）、规则话语权（CMMI、Gartner评级体系）和产业生态掌控力（从咨询机构到合规审查的全链条影响力）三位一体的产业体系，位于全球服务供应链的顶端，从而构建起在服务领域的全球统治地位。在中国经济发展“双循环”的背景下，上海进博会的召开充分反映出以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升级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全新战略取向。中国完全可以利用日趋增长的中国本土服务采购市场，从“承接服务订单的乙方”转向“定义需求规则的甲方”，构建起“以中国市场驱动行业增长”的全新发展路径。通过中国服务的全球采购建立中国自身的服务商选择标准，企业信用标准，服务交付标准等标准体系，并通过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包推广到全球，以争夺全球产业的话语权，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行业主导地位。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各示范区无疑将担任起重要先锋作用，立足本地优势产业和出口资源，为构建全球服务双向枢纽贡献创新“样板间”。
（八）破局逆全球化与数智革命的双重挑战——“四图联动”推动企业7T应对战略落地
企业是产业的微观主体和发展动力，也是示范区建设和发展体系的核心。面对逆全球化与数字革命的双重挑战，鼎韬建议企业全面实施7T战略，具体包括横向拓展、纵向深耕、数字融合、人才迭代、全球共链、全球品牌和客户体验，从成本优势向品牌溢价、从流程合规向体验引领、从单一能力向生态霸权转变。基于企业7T战略的跨维度特性，政府需突破碎片化扶持模式，构建更具统合性与战略性的支持框架。鼎韬建议示范区通过打造“产业引力地图”“企业跃迁地图”“价值共鸣地图”“标准主权地图”四大核心工具，形成覆盖空间布局-主体强化-市场链接-规则主导的全生命周期培育机制。“四图联动”不仅是政策工具的创新，更是全球产业竞争规则的重新定义。其本质是通过战略资源联动梯度布局-标杆企业级差化培育-市场需求反向牵引-技术标准全域渗透，构建一个自增强、抗冲击的系统性增长引擎，是下一轮我国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和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