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服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趋势明显。近年来，中国服务外包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的重要环节，对稳就业、稳外贸、优结构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进入拐点
自2006年“千百十工程”以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在国家到地方的大力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2006年至2023年，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从13.84亿美元激增至2849亿美元，增长了205.8倍；服务外包行业从业人员由不足6万人猛增至1587万人，增长了264.5倍，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1031万人，占65%，成为高学历人才集聚度最高的行业。服务外包企业数量也从2009年有统计以来的4175家增长到2022年的73962家，增长超过17倍。2024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前三季度服务外包执行额1735.3亿美元[1]（1233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和13.8%。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9819.5亿元，执行额689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和12.8%。
全国服务外包产业也已经形成了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考核认定”为代表的产业管理体系，以“离岸外包免征增值税”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体系，以“中央资金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代表的产业支撑体系，以“服务外包统计系统”为代表的产业监测体系，以及以“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产业服务体系。体系完备、政策得当、举措有力，为全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体系。
根据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外包品牌发展报告2019》，目前中国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全球服务外包承接国”。全球咨询公司科尔尼（A.T.Kearney）2023年度发布的《全球离岸外包目的地指数》报告中，对全球78个国家吸引离岸服务的能力做出评估，包含了金融吸引力、劳动力人口技能水平和可获得性、综合营商环境、数字化能力等四个维度共计52个评估指标。中国（得分6.67）位居印度（得分6.91）之后，连续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
但是，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的显著成绩背后，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也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从供应商、替代者、客户、新进入者和竞争者等维度综合分析，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挑战和问题。
一是成本和竞争优势变化。服务外包企业面临人工成本、经营成本和财务成本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人工成本普遍占到60%甚至70%，导致传统的价格成本优势减弱。过去依赖低成本的优势正在丧失，利润率急剧下滑。
二是技术与人才的挑战。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中高端人才短缺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桎梏，制约了服务外包产业向高端化发展。新兴技术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对传统外包领域构成冲击。
三是国际市场开始发生转移。西方国家推动“友岸外包”[2]，服务外包的全球市场格局被打破，中国服务外包的替代者能力正在加强。服务回流现象和技术取代人工的趋势也对中国服务外包构成挑战。
四是政策与规则限制。数字贸易壁垒和相关规则的不一致限制了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议价能力。中国目前未能融入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数字贸易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被动地被排除在外。美国积极拉拢其盟友，持续打压中国。另一方面针对发达国家重点关注的议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对外谈判的基本规则。服务外包企业在开展业务中必然会遇到数据流动、知识产权、电子签名等诸多数字贸易规则的限制。
五是全球服务外包行业景气度不明朗。以AI、云服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模式吞噬传统服务外包业务份额。全球服务外包总规模和合同价值增长乏力。全球发包商逐渐放弃大型外包，减少IT采购订单转而使用云服务等转变直接压缩了传统外包服务商的生存空间。
六是客户决策迟缓。经济衰退的风险促使客户决策犹豫，推迟或减少外包决策，同时影响发包国的政策转向保守，因低端就业岗位数量下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于维持就业率的考虑，在政策上对外包的态度转向保守，将对整个市场造成负面打击，国内企业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七是竞争加剧和行业利润度下降。服务外包产业的跨界融合，将其他行业的企业纷纷带入外包行业。例如微软、SAP等企业纷纷从传统的软件产品销售模式转向SaaS模式的软件服务，Google、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云平台和云服务，已经蚕食软件外包和IT服务企业的市场份额。跨界融合带来新的进入者将行业边界打破，导致价格战愈演愈烈，造成行业利润率持续下滑。
八是国际竞争差距较大。与全球一线企业相比，我国企业服务能力落后8到10年，在ISG统计监测的全球大型外包订单中，极少见到中国外包企业的身影，以成本为优势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如果不转变服务模式、技术模式和商业模式，就有可能无法获得定价权，甚至失去议价权，重新丧失入场资格。
九是在岸市场不成熟。在岸外包市场虽快速发展，但市场远未成熟，国内石化、电力、银行、钢铁等领域大型企业多设立内部机构承担IT技术支持业务，人数规模成千上万，大批中小企业成为跨国服务公司的“成本车间”，经验积累有限，很难获得能力的提升。
十是缺乏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全球话语权。全球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标准的竞争。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近年来高速发展，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仍非常缺乏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研究、标准，缺乏对主流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并受制于人。
横向对标印度、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路径，可以看到当前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正面临关键拐点。恰逢2025年也是中国“十五五”的开始之年，未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将何去何从，国内国外经济政治环境变化又将给产业发展带来哪些重大机遇和挑战呢？
二、展望“十五五”，逆全球化与数字技术革命两股浪潮冲击下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
服务外包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双重作用下的产物，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核心冲击也来自这两方面。根据最近三年，鼎韬对全国超过1000家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的调研结果，我们将当前及“十五五”期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总结为两点，一是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下，服务外包行业受益于数字化推动的服务可贸易化和商业模式外包化，拥有广阔发展前景，又面临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考验。二是逆全球化浪潮下，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包国家从“离岸外包”转向“友岸外包”策略所带来的市场萎缩、订单转移和发包减少等挑战，两大因素共同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一）数字技术革命对服务外包行业的颠覆
数字技术革命为服务外包行业带来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要求服务外包企业必须进行转型升级，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变革。
一是服务内涵和外延的重塑。数字技术革命改变了服务外包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相应的商业模式、运营模式和交付模式。新技术如AI、大数据等催生了新的服务领域，如AI自动化服务、数据服务等，同时传统基于人工的服务正在被数字化服务取代。
二是商业模式的转变。服务外包企业从提供定制化的“一对一”服务转向平台式的“一对多”服务。收入增长模式从线性（人头定价）向非线性（项目分成式）转变，即从依赖人工转向依托技术进步。
三是关键驱动要素的重置。数字化改变了服务流程及服务要素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服务流程自动化成为可能。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重要性在服务外包行业中发生深刻改变，技术替代人工成为服务的关键要素。
四是商业逻辑的重构。服务外包行业从成本--套利模式向效率--价值模式转型。跨界融合正在改变服务外包行业边界、重塑服务外包行业格局，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等通过创新服务进入服务外包领域。
五是运营模式的变革。服务外包企业的运营模式从“全员雇佣、场地办公、自主交付、按人计价”的传统模式转化为“网格管理、众包交付、平台运营、按需使用”的3.0模式。强调技术替代劳动，网络替代场地，通过网络化管理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
六是交易模式的转变。从替代型外包（substitution-based outsourcing）到放弃型外包（abstention-based outsourcing）的转变，即从企业内部某些流程或服务的外包，转向通过外包获取原本没有的IT产品或功能。
七是全球产业格局重塑。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第三次“大分拆”，即服务的可贸易化时代，推动了数字贸易的迅猛崛起，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经济泛服务化的趋势。服务外包成为驱动服务全球化的关键因子。泛服务化（XaaS）趋势的出现推动了全球企业商业模式上的泛外包化机遇。
八是逆全球化的挑战。逆全球化浪潮，特别是“友岸外包”的兴起，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二）逆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冲击和影响
自2022年“友岸外包”的概念提出后，以“友岸外包”为代表的一些脱钩政策，对全球服务外包企业的投资和市场决策正在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政策，导致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增加了中国服务外包市场的不确定性。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全球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大幅增加，2023年全球实施了约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远高于2019年的1100项，这对中国服务外包行业构成挑战。
三是近岸外包和回流趋势增强。《经济学人》在其《2023年全球贸易转型报告》中指出“自2021年开始调查以来，近岸外包或区域化外包的比例增长了8个百分点，回流（reshoring）则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全球排名前十的外包公司HCLTech的首席执行官Srinivasan Seshadri则指出，“最近全球化形势的变化使得离岸外包对公司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去全球化趋势最明显的影响是企业十分急需开发本地市场，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并将服务、人才和业务通过回流和近岸外包重新布局。最重要的是，回流和近岸外包将获得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同时简化合规性。”
四是美国对中国服务外包的直接排斥。据SanfordBlack数据，2023年已经有37%的美国发包企业在寻求离岸外包服务商时，会避开中国，已经在中国发包交付的会实施“中国+1”策略，调整服务供应链其更加多元化；14%的美国企业会直接选择近岸外包或服务回流。
五是其他国家的政策调整。如2022年日本通过《经济安保法案》，该法案对中国的发包已经大大收紧。外包领域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之一ACCELERANCE在其发布的《2024 Global Software Outsourcing Rates and Trends Guide》中排除中国选项，显示中国在全球服务外包中的地位受到挑战。
六是国际上的相关策略和壁垒。如高标准经贸协定：高标准经贸协定使价值链呈现区块化特征，外包格局伴随价值链收缩而调整；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TRI）：OECD的STRI显示，服务贸易壁垒的增长对服务外包行业构成挑战，特别是对非OECD国家；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促进了区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分工，同时也导致供应链分散化、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加强；新区域主义兴起：新区域主义成为解决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之间矛盾的折中方案，促进了近岸服务外包的发展；全球供应链的地缘政治分裂：世界经济可能滑向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两大对立集团，导致地缘经济分裂以及全球生产总值的下降。
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服务外包行业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深刻影响，需要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合作机会。
数字技术革命全面深化和离岸外包环境持续恶化双重冲击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首当其中，在现实的经营中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压力。在积极应对挑战，快速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的同时，产业的发展更需要来自政府、园区、高校、商协会、研究咨询机构、金融和人力资源等专业第三方服务机构等来自社会和行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以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共同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向更高价值链迈进。
【注释】：
[1] 按2024年前三季度中美平均汇率7.1092换算。
[2] 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在第九届美洲峰会上，提出“友岸外包”的概念。“友岸外包”脱胎于贸易概念“离岸外包”（offshoring），意为将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转移到友好国家之中，即那些与美国价值体系相似、拥有共同战略与地缘利益的国家。降低美国对与美国价值体系相异的国家的依赖程度，减少地缘风险、维护自身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