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服务消费发展史的启示:中国如何跨越转型瓶颈(下)
2025-06-18 鼎韬产业研究院
纵观全球服务消费的演进历程,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欧洲等经济体已通过不同路径完成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型,其经验教训为中国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坐标。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均 GDP 突破 1.35 万美元、服务消费占比 46.1% 的关键转型期,既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结构升级压力,又受制于人口规模、城乡差异与发展阶段的独特国情。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规避转型陷阱,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路径,成为破解 “中等收入阶段消费瓶颈” 的核心命题。下篇鼎韬产业研究院将从中国服务消费的现实基础出发,剖析转型挑战,提炼国际启示,最终构建差异化的转型策略框架。
 
一、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现状与挑战
 
中国当前正处于从“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型的关键期。2023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比45.2%,同比增长14.4%,增速快于商品消费,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差距(美国68%,日本60%,英国55%)。中国服务消费呈现“基础型服务增长快,品质型服务潜力大”的特点:餐饮住宿、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服务成为增长主力,而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品质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
 
中国城镇化率65.2%(2023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4亿人,为服务消费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基础。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消费结构不平衡
 
服务消费占比低于发达国家,且内部结构不合理。县域服务设施不足,医疗、教育等基础服务在城乡间分布不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西部地区网上零售额增速分别达16.5%和15.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下沉市场服务消费潜力巨大但尚未充分释放。
 
(二)老龄化社会需求压力
 
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22%,中国已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调查,老人最需要的是慢性病诊疗及康复护理等医疗服务(38.87%)和餐饮服务(36.05%),但当前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率仍需提升。
 
(三)服务业开放程度不足
 
尽管中国在RCEP框架下新增了22个服务部门开放承诺(如研发、咨询、法律等),但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仍低于货物贸易。2022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20%,远低于货物贸易的30%。中国服务贸易存在“高附加值领域开放不足,低附加值领域竞争激烈”的结构性问题。
 
二、国际经验对中国服务消费转型的启示
 
通过对国际服务消费发展历程的分析,鼎韬总结了对中国服务消费转型的三点启示:
 
(一)精准政策引导,避免“一刀切”刺激
 
新加坡的DEI计划通过明确条件(雇佣、投资)和税收优惠,精准扶持高附加值服务业,使服务业GDP占比从1990年代的60%升至2020年的74%。相比之下,日本1997年消费税改革(3%→5%)虽旨在改善财政状况,但抑制了私人消费增长。中国可借鉴新加坡的“精准政策”,在自贸试验区等平台推出定向税收优惠,聚焦金融、医疗、IT等高附加值服务业,避免过早收紧消费税抑制消费潜力。
 
(二)技术赋能服务创新,提升供给质量
 
德国的“高科技战略”通过财政补贴支持服务业研发,使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推动数字化转型。英国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如1986年“金融大爆炸)培育了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集群。中国需加强服务业技术投入,如AI在医疗诊断、教育个性化等领域的应用,同时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提升产业链附加值,避免过度去工业化。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日本通过高医疗支出(占GDP的9.2%)和养老保障支撑服务消费,2023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12114元,同比增长14.4%。法国通过文化消费卡(Pass Culture)等政策定向补贴青少年文化消费,刺激了博物馆、剧院等服务需求。中国需加快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完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挑战。
 
三、中国服务消费转型的差异化路径
 
基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和国情,鼎韬建议服务消费转型应采取差异化以下策略:
 
(一)优化供给体系与增强需求
 
需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在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高附加值服务领域。2025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数量已缩减至106项,较2022年版减少11项,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同时,应培育银发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针对不同人群提供差异化服务。落实《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促进旅游服务消费。此外,拓展服务消费券的应用领域,刺激绿色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消费需求。
 
(二)平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
 
德国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推动服务业创新,服务业GDP占比达70%,但制造业仍占17.6%。中国需避免“去工业化”风险,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推动转型升级,如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服务等业态,使制造业与服务业形成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三)分层推进城镇化与服务配套
 
美国城镇化率高达83%,支撑了服务消费的持续增长。中国城镇化率65.2%,需优先完善大城市服务集群(如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同时通过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下沉服务,如农村电商、普惠养老等,满足不同层次人口的消费需求。
 
(四)区域协同与开放并行
 
欧盟通过服务自由化指令(2006年)促进跨境服务流动,但保留金融、教育等领域的保护。中国可在RCEP框架下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同时对敏感领域(如数据安全、文化服务)设置合理保护,形成“有限开放+区域协同”的差异化策略。积极对接CPTPP、DEPA等国际经贸规则,加快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如2025年新增的9个试点城市,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四、结语: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
 
中国服务消费转型不应简单复制他国经验,而应结合自身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和经济特点,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通过精准政策引导(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培育高附加值服务业,借鉴新加坡的DEI计划和德国的“高科技战略”;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医疗、养老)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学习日本的经验教训和法国的定向补贴政策。
 
更重要的是,中国需平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避免过度去工业化,同时分层推进城镇化与服务配套,满足不同区域人口的消费需求。在区域协同方面,深化RCEP服务贸易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便利化,但也要对敏感领域设置合理保护,实现“有限开放+区域协同”的差异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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